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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自救“砍树留根保牌子”

发表时间:2019-05-17 16:18 阅读:
记忆中的飞鸽,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时代,是最具代表性的自行车品牌。
传统自行车行业劳动密集,具有组装型产业特点,普通零部件生产门槛较低,开放性显著。据全国轻工系统自行车企业的调查,1980年,永久、凤凰和飞鸽等三大巨头人均劳动生产率,分别为每年597辆、560辆和475辆。相比之下,企业管理差距显而易见。
1988年6月,由21家企业组成的飞鸽集团宣告成立。这个职工总数3.5万人的大型企业,仍以扩大产能规模和满负荷生产为前提。而在集团成立的前一年,天津自行车厂已决定全面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开发进程,改革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生产模式。
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时任飞鸽集团总经理邢起富担心,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跟上时代步伐,飞鸽总有一天会从天上摔下来。孰料,竟一语成谶——由于改革目标多元,管理体制多变,忽视市场环境和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飞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最早对飞鸽品牌构成威胁的,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红改飞”的品牌合并——将天津自行车二厂的“红旗”牌自行车,换上天津自行车厂的“飞鸽”牌标识,以提升其产品售价套利。很快,由于“红改飞”自行车被称为“假飞鸽”,遭到消费者抵制而被迫终止。
接下来,他们又尝试与外省市扩产联营、与民企合资办厂,试图通过品牌授权收费模式,实现品牌变现和市场扩展。然而,随着管理粗放和质量失控,市场上出现大量“鱼龙混杂”的飞鸽自行车,假冒飞鸽商标不下百十种,飞鸽品牌形象再遭重创。
正如一位民营自行车企业老板所言,“当年一些国有企业搞品牌运营,就跟吃鸽子一样,先拔毛,再吃肉,最后剩下的是骨头。”话虽尖刻,却不无道理。
为了保住飞鸽品牌,天津自行车厂突围自救的场面极其悲壮:1996年,职工内部集资1100万元,誓与企业共存亡的决绝,并未遏止亏损的厄运;接着又从银行和财政贷款1200万元,投下去的“血本”再次打了水漂儿。
1997年,这个万人大厂回天无力,被迫全面停产。
当时,“小而专”的民营组装小厂,将“大而全”的国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普通自行车市场价格已被压到200元左右,飞鸽的成本就达600元,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1998年1月,整体扭亏无望的飞鸽,壮士断腕,决定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单独组建一家国有独资子公司改制求生。
轻装上阵的新公司,第一年赚了1000万元。缺钱有权的老厂领导,则一天到晚被逼着发工资、交电费、还旧债,很快就将这笔钱抽回救急。不堪重负的新公司,成了老厂花钱买稳定,支付改革成本的“怪胎”,再次陷入绝境。
痛定思痛。产量跌至谷底的飞鸽,提出“砍树留根保牌子”。1999年6月,由天津自行车厂、西青腾达总公司、经委华泽公司三方投资,再次建立新的股份制公司。本已衰落的“飞鸽”品牌,又找到了在体制夹缝中重整旗鼓的机会,当年就实现了利润200万元。
从1991年开始,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从占全市总产量97%跌至3%,仅用了8年时间;逆袭而上的非国有自行车企业产量,同时完成了位置“颠倒”。可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足以令人惊心动魄。
在东丽区天津自行车厂老厂区,还有一个“飞鸽工业园”。厂长魏刚坦言,由于这里的厂房设施破旧,用这样一个名头便于出租厂房。
用杨国发的话说,除了自行车品牌外,飞鸽的老底子就是这些土地和厂房了。
自飞鸽自救突围以来,天津自行车厂的包袱从未卸下过。魏刚笑称,虽然连退休职工在内也有上万人,可他这个厂长的级别,早就“从当年的副厅级掉到正科级了”。
曾几何时,面对天津自行车厂每况愈下,飞鸽技术、管理团队的人才大量流失,人们用“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来揶揄飞鸽。如今评估飞鸽品牌的价值,应该从产品向产业升级,毕竟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是从一个企业集团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并承担了巨大的体制成本。
或许这才是飞鸽对整个中国自行车产业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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